[15] 以实践中案例或者事例为对象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热点。
[109] 蔡维音：《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性尊严规定之探讨》，载《宪政时代》1992年第1期，转引自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56]还有学者对国家实行征收后使第三人成为新财产所有者并将实现公共利益的任务转交给这一受益私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就公共利益能否由私人实现、征收能否令第三人受益等问题展开分析，并构建第三人受益征收的相应原则。
[60] 张青波：《试论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载《澳门法学》2013年第8期。[196] 参见翟国强：《82宪法实施以来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趋势》，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公有权与国有权之间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界分。谢立斌：《论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水平》，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对此，有学者从两者的关联出发，指出基本权利是实定化的人权，是因其根本性、基础性与决定性，并在权利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而为宪法所纳入保护范围的那一部分人权，即基本人权。
影响最大的著作，包括：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的《日本国宪法精解》[184]、芦部信喜著《宪法》[185]、阿部照哉等教授著《宪法（下册）——基本人权篇》[186]。[77] 参见莫纪宏《受教育权宪法保护的内涵》，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以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为分配原则所建立的产权包括资本产权、劳动产权、交易产权、管理产权、规制产权、风险产权和合作剩余共享产权。
然而从防范腐败和权力滥用的角度看不失为一种警示：权力很可能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很可能导致绝对腐败。两者之中，从无一方能在争斗中占绝对上风。[10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5页。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实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
[45] 众意应该是部分人意志的普遍化，而非部分人意志的相加或总和。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甚至以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之名实行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改革。
[57] 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4页。既然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中共与政权之间就不可能分离，党国也不可能分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0]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
如果公民将所有权利都赋予给了政府，而政府按照民主制运行，自然就可能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62] 汪行福：《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命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载《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社会主义法治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法治经验，但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是必不可少的。[127]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结语：现代社会主义宣言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的，是第二波现代性的政治制度。[130] 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8-52页。
立宪党导民主制中立宪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得宪法成为真正意义的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和可诉性。立宪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政，如果我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接受立宪党导民主制。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现代法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法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麦迪逊被尊为美国宪法之父，制宪会议开始时，他极力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党内监督是指党内的监督机构对自身变质的防范，党内监督机构的成员不能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成员，以起到适度制衡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实导致了灾难，错误在于是无法无天的一元化领导，这也说明了党的多元化领导的重要性。
资本是发现的价值，劳动、交易、管理和规制创造价值。共有就是共同享用或者享有，是在最终消费品意义上的。
集权和分权只是防治滥用和腐败的手段，而权力的正当性本身不在于是集权还是分权，而在于权力的运行是为民还是为己，在于是为少数人还是全体人民，在于其是否规范。[42]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页。
[146] 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382页。不欲的权利就是不可让渡的权利，欲的权利就是可以让渡给其他主体来实现的权利。
60多年来，围绕着党政关系，人们一直在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两种模式之中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取得共识。适度赋权是欲的权利与不欲的权利的结合。党争民主制的核心是制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党国关系是党导国模式。
人大监督就是从人大代表中选取非领导党成员成立独立的机构对领导党进行监督。立宪党导国体制将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权纳入统一的宪治轨道。
[139] 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马斯洛之所以推崇马克思的理论可能与马克思的三级阶梯需要理论暗合与马斯洛的宝塔型需求理论。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运动，尽管每个国家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不可避免会有自身的特色。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还是政协监督都不是完全的制衡机制，而只是有限的适度的制衡机制。
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质是器用现代化。典型模式是两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拥有大致等同的执政机会，通过竞争轮流执政。德国在开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宪政民主制阶段都是法治国，只是不同政体下的法治国模式不同。[10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示是中华民族不自信的表现。党政不分是平层，党政分离则是两个平层，党导政是复式结构住宅，上层是党，下层是政，中间是楼梯连接。
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基础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并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因为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历史终结论似乎成为了被实践所证实的真理。
除了此类监督机制以外，宪法的重要性在于其是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在每个政府中，自由都必须作出重大牺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权威决不能，而且或许也不应该在任何政治制度中成为全面专制，不受控制……必须承认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尽善化，但仍必须承认权威乃文明社会生存之必需。